不难看出，苏南的第一次转型，演绎更多的是苏南千万乡镇企业历练重生的故事；而这一次转型，则是在国际环境风云变幻、国家大力推行宏观调控、改革开放30年的语境下的经济发展方式和运行方式的重大转型，五市的转型路线虽然是不一致的，但它们又将殊途同归，那就是对科学发展观的落实。

    经历再转型洗练后的“新苏南模式”，最终会以怎样的政经生态出现在我们面前，值得期待。

    以科技创新作为再转型抓手的常州，“野心”不小：先是集聚全市的科技资源，而后集聚全国科技资源，并正在集聚国际科教资源。

    2月28日，常州2008年首场大型招商活动——“接轨大上海、建设新常州”恳谈会将拉开序幕。本报记者获悉，届时，将有近500名外商确认参会，其中世界500强企业57家。

    沉寂四年的常州，再次引起外界的广泛关注。

    常州市市长王伟成在1月9日召开的常州“两会”上透露，2007年，常州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880亿元。这几年，常州地区生产总值，按可比价年均增长15.2%以上。

    面对这些数据，常州市委书记范燕青感慨万千。

    “既是历史的原因，也是现实的原因，我一直把常州挂在心上，这几年已来过多次(21次)。”2007年9月21日，原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在常州视察时，也是无限感慨。

    这是李源潮赴京出任中组部部长前，最后一次视察常州。临行前他特意查了一下资料，发现与2001年相比，常州经济总量在全省的排位由第六位升至第五位。

    李源潮很是欣慰：“你们不仅没有掉下去，相反综合实力在全省进了位，这确实来之不易。”

    所有常州干部都明白李源潮的良苦用心。所有常州人都心照不宣：过去四年，是常州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压力最大的四年。

    但在压力面前，常州没有退缩，而是选择了认真反思，吸取教训，负重前行。

    江苏省政府2008年的工作报告里已经明确提出，“苏南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中发挥先导作用。”苏南第一方阵之列的常州，再次承载着沉重的历史使命。

    “科技创新，是我们面临的最大也是最后一次机遇。”在本报记者面前，范燕青如是坦言。

    寻找再转型新引擎

    过去的四年，常州行走得异常艰辛。常州的大小官员，更是用“如履薄冰”来形容常州的生存图景。

    直到2007年4月的一次会议上，市委书记范燕青还在提醒常州的各级干部：“与先进地区相比，常州的产业层次偏低，传统产业比重过大，再过三五年，我们即便将这些产业的产量翻一番，经济总量依然落后于人，况且，常州的环境承载能力也不允许我们这样做。”

    “再这样下去，不要说国家吃不消，我们自己也吃不消。”范语气严肃。

    常州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这座上世纪80年代的全国工业明星城市，“苏南模式”的代表之一，却在以改革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为标志的苏南第二次机遇期慢了半拍。“十五”期间，常州累计利用外资33亿美元，是苏州的1/8，无锡的1/3，传统产业的调整、升级没有跟上，与苏州、无锡形成了产业落差。而常州的县域经济，又远不如这两者。

    深圳的自主创新，引起了范的强烈关注：90%以上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于企业。“十年磨一剑”的结果就是：工业总产值中50%以上是高新技术产品产值，高新技术产品产值中50%以上是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出口总额中高新技术产品占50%以上。

    范称之为“震撼性示范效应”。学习深圳，通过科技创新来推动再次转型成为常州的新选择。

    “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也是最后一次机遇。”范燕青反复强调。

    常州拥有雄厚的产业基础，有2.8万家装备制造业企业，是常州最大的优势产业，是其工业经济的主体，更是全市经济增长的中坚。

    2003年的数据就显示，常州制造业实现工业增加值450亿元，占全市工业增加值的97%，占全市GDP总量的50%左右，从业人员占全市50%以上。

    另一方面，包括常州在内的整个长三角的制造产业总体上仍属于最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其产品主要还是处在全球产业链的低附加值部分。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放大装备制造业优势，做强“常州制造”，成为一种必然。

    效仿深圳：5万企业闯关“断乳期”

    科技创新需要载体。常州有5万多家中小企业，它们不像大型国企那样有多年的技术积淀，也不像外企的技术源头在国外。而它们又发展到了一个“青春断乳期”，必须要通过产学研合作，到大院大所找技术、找人才、找靠山。

    2005年12月，一个全新的设想——把“常州大学城”改名为“常州科教城”，在市政府常务会议和市委常委会上，市委书记范燕青与市长王伟成不谋而合，并得到与会领导一致通过：在已有六所院校的基础上，引入研发机构，和常州全市5万家民营企业进行对接。

    背后的思路很明确：效仿深圳的产学研一体化。

    常州市委、市政府为此成立了科教城建设领导小组。

    分管科技、教育的原副市长周亚瑜出任科教城管委会主任。在南京某高校任校长的弟弟劝他：产学研结合是世界性的难题，“你不要去搞这个”。

    周亚瑜摇头。一直以来，他有个判断：国内的产学研之所以搞得不成功，就是因为没有把企业推向前台，作为科技创新的主体。科教城正是他“一线对接”思想最好的试验田。

    翻开常州市委近年来的大事记就会发现，行事不爱张扬的范燕青，经常在科教城的各种相关活动上亮相。

    “如果需要，哪怕小到一个企业的奠基仪式，他也会参加。”常州市科技局的一位官员说。

    仅仅在2007年4月中旬，常州市领导兵分几路，在一周内跑了四个城市，走进了四所大学、六个研究所。“白天搞活动，晚上坐飞机赶路，最多时一天签下了65个项目。”

    2006年11月，中科院在常州签约，正式建立“先进制造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中心”，这也是其与地方合作的全新里程碑。目前，中科院共有11个中心在常州落户，常州正式成为它的重要技术转移中心和成果转化基地。

    这背后，是范燕青八上中科院的艰辛故事。

    加上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北大众志产业基地等，共有30多个国内外科研机构、企业研发中心等落户常州科教城。仅2007年一年，科教城就签订了118个技术成果转让合同，另有74个在研项目。

    常州“野心”不小：先是集聚全市的科技资源，而后集聚全国科技资源，并正在集聚国际科教资源。

    政府的边界

    “政府要支持科研机构，但决不给他们当保姆。”科教城运作几年来，周亚瑜对促进产学研结合深有体会。他介绍，科研机构被引入后，科教城只提供50万－100万元不等的“起跑费”，逼得它们必须去自己找项目来做。

    “一旦找到了项目，我们后面的配套资金是很多的，”周亚瑜的笑容里，透着一丝苏南人的慧黠：“要把它们逼上主战场。”

    事实上，科研机构在常州根本不愁找不到项目，“晚上八点多都有企业找上门来”。南京大学常州高新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陈强告诉记者，来常州一年，他们做的项目预计可新增产值8600万元，而南大从企业得到的技术成果费用也增长了几倍。

    去年底，省委书记梁保华在视察科教城南大常州高新技术研究院时，问复旦大学的博士后赫卫强为什么要来常州创业，赫答：“这里所有的研究都是为了产业化。”而中科院院长路甬祥是这样说的：“地方搞科技创新，中科院到地方建技术转移中心，说到底就是把知识变成钱。”

    “搞创新，一定要有市场。”兴荣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田福生颇有感慨。他曾在国家钢铁研究总院呆了14年，看着院里每年3万多项研究成果束之高阁。

    来到兴荣之后，这种“满脑子思想，却无法验证”的痛苦一扫而空。公司自有的研发团队扩张到85人，仍然不够用；每半年都有一个国际领先产品问世，目前拥有32项专利。

    按照范燕青的说法，依托科教城优势与中科院等共建的先进装备制造技术转化中心，已经成为常州核心技术突破和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创新平台，“必将有力地推动我市装备制造业调整结构、提升档次，占领制高点”。

    “搞科技创新，是被逼出来的。”范燕青表情严肃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