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我在马来西亚初中毕业。按照当地习俗，校方和家长双方要凑钱让毕业生们聚餐一次。钱全部收齐之后，我提出把钱捐给祖国正在浴血抗战的前方将士。没想到，我们举行毕业典礼时，学校收到了八路军总部以朱德、毛泽东的名义发来的感谢电。大家激动万分，立即把电文抄成大字报贴在公告栏上，全校为之轰动。

    为什么我们不去抗战一线呢？

    辗转来到云南昆明，碰到正在同济大学理学院读书的老同学。我一五一十通报了到延安参加抗日队伍的想法，没想到，老同学听完之后却说：“你知道延安在哪？”

    延安没去成，我在昆明又染上了痢疾，腹泻不止，力气全无。在同学们的帮助下，我进了设在昆明的同济大学附属医院。同济的医生们水平真高，也没见什么特别的法子，病就好了。于是我决定报考同济。1940年，我进入同济大学附属中学。同济大学附属中学在距昆明百余里的宜良狗街，这里的风俗古老纯朴，四季花果不断，车马之声鲜闻，是个读书的好地方。

    1943年，我如愿以偿地考上同济大学医学院。李庄很小，但茶馆很多。医学院所在的祖师殿只能聊充课堂之用，自习之类便只好上宿舍、上茶馆解决了。那时川中帮派林立，即使泡茶馆也是如此。两派同时进入一个茶馆，开始讲理，讲输了的那一派就得为赢了的买单。摸到这一规律的我们便沿着窄窄的石板街一路看过去，哪个茶馆有“情况”便溜进去，择僻静处坐定，茶点等吃食依次点一遍，打开书卷开始学习。到最后，别人把单买好，我们吃好、学好，回宿舍、到江边，“揩油”的日子很惬意！

    学医，没有解剖那是向壁虚构。当时的同济医学院很重视解剖学习，方召教授抓得很紧，要求很严，要求学生要熟知人体各个结构。学生们也都非常努力学习，我就是在那时掌握了扎实的解剖学知识。

    同济医学院的“闯三关”闻名遐迩。所谓“三关”是指解剖、生理和生化，全都是口试。闯过三关的人学习史上就留下了光荣的一页。于是，在弹丸之地、生活简单的李庄，白天，茶馆、江边，到处都能很容易看到捧着书本死啃的医学院同学；晚间，在黯淡的菜油灯下，孜孜不倦，大家无人敢睡，常常通宵达旦。

    得益于各位教授的严格训练，我们这些学生大多打下了相当扎实的基础。

    日本鬼子投降后，风风雨雨回到上海，同济总算稳定下来。1947年秋，医学院一口气成立了解剖、生理、生化和病理四个研究所，同济医学院的教学、实习等都渐渐步入正轨。

    1948年，我在中美医院实习。这一年发生大规模学生运动，很多同济学生被捕。运动过后，热血青年进了监狱，地下党找到我，让我参加营救。他们分给我的任务是找来救护车、医生证件，让我随其进入监狱。身穿白大褂的我一边为大家检查一边附耳叮嘱“外面正在想办法，不松口，别着急”。经过多方努力，近百名被捕人员全部获得释放，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到解放区去了。

    同济有很多著名教授，裘老就是其中之一。我到二军大后，从1954年到1959年，我一直跟着裘老师学习。1956年，裘老师对我说：“肝胆外科方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于是，我一门心思钻进肝胆外科领域，乐此不疲。

    我感谢同济，是他给我营造了知识的海洋；我感谢裘老师，是他把我引进肝胆外科的恢宏殿堂。